配合卖一条鱼给500万

ICU的账单，像雪片一样，一天一张，每一张上面的数字都触目惊心。我们家那点积蓄，在“烧钱”的重症监护室里，连半个月都没撑过去。我咬着牙，卖掉了我们唯一的房子，那是我和郝然结婚时一起奋斗买下的家。可卖房的钱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
为了凑医药费，我几乎求遍了所有能开口的亲戚朋友。曾经那些热络的笑脸，在一次次借钱的电话里，变得冷漠而疏远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我算是尝了个遍。

最终，郝然的命是保住了，可我们家也彻底被掏空了，还欠了一**还不清的外债。

为了活下去，我成了一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。

我原本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做行政，工作清闲，工资也只够自己花销。郝然出事后，我不能辞职，因为我需要那份稳定的社保。于是，我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无数碎片。

白天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在办公室里打印文件，订购下午茶，微笑着应对每一个同事。没人知道，这个看起来体面安稳的白领，口袋里连一百块钱都掏不出来。

下了班，我顾不上回家，蹬上自行车就冲向下一个战场。晚上六点到九点，我在一个家政公司做小时工，给一户有钱人家打扫卫生。那家的女主人跟我年纪相仿，每天讨论的是去哪个国家度假，买哪个牌子的新包。我跪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，用力擦拭着她高跟鞋踩过的印记，心里没有嫉妒，只有麻木。

九点之后，如果运气好，我还能在一些餐厅找到刷盘子的零工，干到凌晨。周末两天，更是我的“黄金时间”。我穿着厚重的人偶服，在商场门口派发传单，汗水浸透了衣服，黏在身上，又痒又难受。太阳底下，我看着来来往往的幸福家庭，看着孩子们手里甜甜的冰淇淋，鼻子阵阵发酸。

我不敢停，真的不敢。我怕我一停下来，郝然下个月的药就断了。我怕我一停下来，房东催租的电话就又打来了。我怕我一停下来，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我们租住的那个老旧的一居室里，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。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儿子，我常常会坐在黑暗里，无声地掉眼M。我问天，问地，问命运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要把所有的苦难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？

可是，没有答案。天亮之后，我还是要抹掉眼泪，挤出一个笑脸，继续像个战士一样，去冲，去拼。